于东来退休了，许昌体制内的你，敢不敢想象另一种人生？

文 | 望舒心理咨询创始人 何思源

于东来退休的消息，在许昌的体制内人群中，激起的涟漪最为隐秘，也最为绵长。

公务员、教师、医生、国企职工——这些许昌的“稳定阶层”，在朋友圈里转发着于东来的新闻，配上大拇指的表情。

但我知道，那个表情背后，藏着一声无声的叹息。

在望舒心理咨询的咨询室里，体制内来访者的困境高度相似：手里端着铁饭碗，心里却羡慕着于东来的快意人生。

“金手铐”的心理学解释：确定性的代价

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可以解释这种困境——“金手铐”。

体制内的工作提供了一种极致的确定性：每月固定日期工资到账，五险一金顶格缴纳，退休后有保障，生病了有报销。

这种确定性的价值，在疫情三年里被无限放大。许昌很多做生意的朋友那几年如坐针毡，而体制内的人至少不用担心饭碗。

但确定性的代价是自由度的丧失。

你不能像于东来那样想退休就退休——你有一个法定的退休年龄。你不能像于东来那样决定企业方向——你的工作内容由上级文件定义。你不能像于东来那样说“这个钱我不赚了”——你需要这份工资养家。

于是，体制内的朋友陷入一种心理上的 “两难困境”：离开，舍不得这份确定；留下，受不了这种重复。

职业倦怠：当“稳定”变成“停滞”

在望舒心理咨询的体制内来访者中，最常见的诊断不是抑郁症，而是 职业倦怠。

职业倦怠有三个核心症状：

1. 情绪耗竭：上班如上坟，下班只想躺着。

2. 去人格化：对服务对象（群众、学生、患者）变得冷漠、敷衍。

3. 成就感降低：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，做多做少一个样。

体制内的工作性质，特别容易诱发职业倦怠。重复性的流程、有限的自主空间、缓慢的晋升节奏——这些“稳定”的副产品，在十年、二十年的尺度上，会缓慢侵蚀一个人的心理活力。

重新定义“自由”：于东来教给体制内朋友的一课

于东来的退休，给体制内朋友最大的启发，不是“辞职去创业”，而是重新理解自由。

很多人把自由理解为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”。但于东来展示的是另一种自由：“不想做什么，就可以不做什么。”

这种自由，不完全依赖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，它更多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。

我在许昌见过很多体制内的退休老人，退下来之后活得比上班时还精彩——上老年大学、旅游、学书法、带孙子。他们的“自由”不是在退休那一刻突然获得的，而是他们在工作期间就培养了一种不被工作完全定义的能力。

给许昌体制内朋友的三点建议

第一，在确定性中创造小自由。 你的工作内容可能不由你定，但你怎么对待它，是可以选的。一个老师可以照本宣科，也可以琢磨怎么让学生更爱听。这之间的差异，就是你的自由空间。

第二，培养一个“和工作无关的身份”。 这个身份可以是周末的摄影爱好者、晚上的读书会主理人、假期的背包客。这个第二身份，会是你对抗职业倦怠的心理缓冲带。

第三，重新审视“退休”这件事。 于东来能潇洒退休，不是因为他有花不完的钱，而是他的自我价值感没有绑在工作上。你也可以从现在开始，慢慢把价值感的来源从“职位”转移到“生活本身”。

写在最后

于东来退休了，你还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。

但你可以开始想象另一种可能——

不是辞职，而是在既定的轨道上，活出更多属于自己的时刻。

如果这个想象让你心动，又让你困惑——

来望舒，我们聊聊“稳定”之外的可能性。

望舒心理咨询 | 许昌本地专业心理机构

创始人何思源老师专注：职业倦怠、体制内心理调适、人生转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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